工部尚书这样的正二品要职，按理来说，早就有人盯着，即便是以资历和惯例，首先考虑的也该是作为尚书的副手工部侍郎，而不是谢舒。
但偏偏前任工部尚书已经入狱，整个工部都在彻查之中。
在这个关头，谢舒的功绩考核百里挑一，再加上工部本就是主管各种工程水利，交通屯田的事宜，谢舒担任此职，恰如其分，而他虽离京已久，但朝中推举他的人竟然也不少，于是此事顺理成章。
至于堂堂六部大员工部尚书为何入狱，事情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自从大庆开国之初，边患问题便横在眼前。
一开始鞑靼偶尔劫掠边境，未曾构成较大的威胁，直到二十年前，鞑靼入侵河套，之后便将河套视为他们的给养地。
有了河套作为支撑，鞑靼日益壮大，于是大庆只好逐年增派兵力，但面对凶残的鞑靼骑兵败多胜少。
驻守陕西前都护史曾经上书，主张举全军穷搜河套，因为军备不足的问题并未成行。
之后也有人上书，认为要想平定边患，唯有收复河套，不过要起战事，举国用兵，劳民伤财，实在是大事，需从长计议。
三年前，跶坦再次侵犯边关，庆帝提拔了王振作为都护统领，守卫边境，然而他刚上任不久，跶坦便举十万大兵冲入边墙。
王振带人拼死守住边关，但驻军也元气大伤，这样的结果令庆帝很不满意，因此王振旧事重提，上书请求率领军队，收复河套。
庆帝对这一决议不置可否，交给群臣复议。
吕朔看到了这一机会。
吕朔虽然之前因过贬职，不过谁都看得清楚，庆帝对他的信宠，依附他的只多不少。
吕朔知道如今边关乃是庆帝的心腹大患，王振有着大用，因此他动不得世家。
所以要想走到他想要的位置，那么王振是断然不能留下的。
而这次庆帝让群臣商量是否要让王振率军收复河套，吕朔表态道：“王振欲率数万之众，深入艰险之地，驱除数十年盘踞之兵，谈何容易？”
他话一出口，立刻受到兵部尚书王奎的驳斥。
王振是王奎的侄子，都是王家的人，不过王奎秉着用人不避亲的原则，况且他也信任王振的能力，自然不会拆侄子的台。
加上王振真的能够收复河套，从此王家满门荣宠，吕朔又算什么？
于是王奎抨击吕朔不懂战事，一味软弱，并且说如今国盛兵强，只要下定决心收复河套，从此便可边关肃清。
王奎的话语顿时得到许多人的附和，庆帝也有些意动，吕朔于是不再开口。
隔了几日，庆帝下了一道诏书，让兵部户部工部修边饷银造器，来预备战事。
此时朝中人心激动，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份诏书依旧出自吕朔的手拟。
泰安八年，就在谢舒前去赴任河督一年后，王振发兵十万往河套而去，同年，吕朔官复紫微令。
战争一起，便没有止境。
三天两头，都有军报从河西传到京中，很快便堆积如山。
庆帝一开始还兴致勃勃，熬夜看过几晚后，接着就感觉枯燥乏味，军报不像普通的奏事折子，军情也不是能够一语就能说的透的，战场上瞬息万变，信息也需要辨识。
但统治者只看结果。
原本有兵部尚书王奎、户部尚书顾谦、还有吕朔一同参与机务，不过顾谦老了，王奎又和王振有亲，于是庆帝遇事只召吕朔。
吕朔之前就已经买通皇帝近侍，并指使边将陷害王振掩败不报，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尚书令崔源狼狈为奸。
当着庆帝的面，吕朔则提醒庆帝，王振此次要夺回河套，是为了兵权。
此事并非先例，前朝乱象，正是因为藩镇拥兵自重，其中也有世家的手笔。
庆帝本就多疑，顿时疑心是不是近些年对世家打压过重，使其有了不臣之心。
当自己的政权受到威胁，那么边境已不是最首要的事情了。
何况庆帝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决心要收复边境，眼看着国库一日比一日缩水，但却没个最终的捷报，庆帝坐不住了。
半年前，在吕朔的精心策划下，庆帝终于发作，责令河套为何久攻不下？如今生灵荼毒由谁能担得起这样的责任？
庆帝这雷霆之怒，太过突然，百官根本就没有准备，接着吕朔又拿出许多证据，此时远在河套的王振也已经被捕下狱。
尚书令崔源仓促间只能弃车保帅，而六部中有四部都是他的人，除开刑部不涉事外，户部、兵部都至关重要，唯有工部向来在六部垫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