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7章 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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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海伯府的门楣之上,那方御笔亲题的“靖海伯府”匾额被小心翼翼地取下,取而代之的,是一方更金漆灿然的“靖海侯府”新匾。

  府中上下,自是洋溢着一片喜庆。

  仆从们行走间脚步都轻快了几分,往来道贺的宾客络绎不绝,英国公、怀远侯等姻亲故旧自不必说,便是许多素无深交的勋贵、乃至部分嗅觉灵敏的文官,也纷纷携礼登门,锦上添花之举,古今皆然。

  常乐作为侯府主母,端庄得体地应对着各方命妇的祝贺,眉宇间虽有喜色,却并无太多张扬。

  陈恪身着新赐的侯爵常服,绯袍玉带,更衬得他身姿挺拔,气度不凡。

  他在前厅接受着众人的恭维,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应对得体,脸上始终挂着合乎礼仪的微笑。

  然而,只有最熟悉他的人,如常乐,才能从他偶尔凝滞一瞬的眼神深处,捕捉到那与这满堂喜庆格格不入的疏离与沉重。

  封侯晋爵,位极人臣,世袭罔替,光耀门楣……这几乎是这个时代所有读书人、所有武将以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

  欣喜吗?自然是有的。

  人非草木,孰能不慕荣华?

  这侯爵之位,是对他十数年艰辛拼搏、九死一生的最大肯定,是在这个时代立足的根基。

  它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更大的话语权、更稳固的家族传承。

  有了这个身份,他许多想做的事情,阻力会小很多。

  但,也仅此而已。

  这绝非他穿越时空的终极目标,更非寻常人所想的得偿所愿。

  他追求的,从来不是个人的爵禄荣宠,而是那冥冥中或许存在的、改变国运民生的可能。

  爵位,不过是实现这一宏大目标过程中,一件比较顺手、也比较闪亮的工具罢了。

  他与这个时代的官僚,有着本质的区别。

  绝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是“政绩”,是考成法上的“上上”评语,是陛下的青睐和随之而来的升迁。

  为了这些,他们可以去“做事”,甚至不惜劳民伤财、粉饰太平。

  而陈恪恰恰相反,他是先看到了问题,认准了方向,然后去“做事”,至于官位爵禄,只是这“事”做成之后,水到渠成的附加品。

  “追求卓越,成功自然就会追上你。”他想起后世那句名言,用在此处,虽有自诩之嫌,却颇为贴切。

  他追求的是那个“卓越”的结果——一个强盛、富足、至少百姓能活得稍有尊严的大明。

  而“成功”,只是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正因看得如此透彻,甚至可说是看得太透彻,他才无法像真正得偿所愿的人那样,沉浸在狂喜之中。

  反而,一种更深沉的忧虑,包裹了他。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眼下这看似花团锦簇的“嘉靖中兴”,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是依靠他这只“蝴蝶”拼命扇动翅膀带来的短暂回光返照。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

  送走了最后一批宾客,陈恪摒退了左右,独自一人踱步到了府邸深处的小书房。

  这里是他真正的私密空间,不似前厅那般富丽堂皇,陈设简雅,藏书却极丰,更多的是他亲手绘制的各种图纸、笔记,以及常乐为他整理的各地情报汇总。

  他褪下象征侯爵身份的袍服,只着一身寻常的细棉布袍,坐在窗前。

  窗外月色清冷,映照着院中几竿疏竹,投下斑驳的影子。

  桌上,摊开着几份最新的邸报和来自上海、琉球等地的密信。

  徐渭和李春芳的来信,详细汇报了上海的各项事务进展。

  工坊生产井然有序,市舶司税收再创新高,“工会”在曹昆的运作下,虽偶有小的劳资摩擦,但总体平稳,底层工匠力夫的生活确有一定改善。

  信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们对“侯爷”晋爵的由衷喜悦与对未来的信心。

  俞咨皋的密报则提及,水师巡航已常态化,琉球驻军轮换顺利,石见那边的“镇倭城”在刘福的主持下,城防日益坚固,银矿开采已步入正轨,第二批、第三批银锭已陆续启运回国。

  倭国山阴地区,毛利、尼子、大内三家在他“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依旧内斗不休,无力他顾,大明在那里的存在已稳如磐石。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他陈恪一手推动的“开源”之策,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为这个古老的帝国输血。

  内帑丰盈,国库压力骤减,连带着嘉靖皇帝的脸色似乎都红润了几分,朝野上下,一片“嘉靖中兴”的颂扬之声。

  就连张居正大力推行的“考成法”,也因财政的宽裕而阻力大减,吏治效率确有提升,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漂亮了许多。

  可陈恪的心,却如同这冬夜的月色,一片冰凉。

  他拿起一份来自陕西的普通邸报,上面用简短的文字提及,去岁冬雪不足,今春恐有旱情,地方官已呈文请求减免税赋。

  这样的消息,在如今“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显得微不足道,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无数捷报和祥瑞之中。

  但陈恪却仿佛能透过这冰冷的文字,看到黄土高原上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农们,在得知旱情后的绝望。

  他们租种着士绅豪强的土地,一年辛苦,大半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剩下的,还要应付朝廷的税赋和层出不穷的杂派。

  风调雨顺时尚可勉强果腹,一旦遭灾,等待他们的,要么是卖儿鬻女,要么是借下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最终……或许就只有那条“揭竿而起”的绝路。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陈恪低声吟诵着这句古话。

  历史上的明末农民起义,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绝非偶然。

  那是底层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致后的总爆发。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的痼疾。

  他在上海推行《工人权益法》,改善工匠待遇,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上海的繁荣建立在工商之上,工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稳住他们,就是稳住上海的根基。

  而且,上海是他能够完全掌控的“试验田”,阻力相对较小。

  但放眼整个大明,根基依然是农业。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决定这个帝国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

  他曾经天真地以为,通过开海、通过海外掠夺,获取巨额财富反哺国内,就能缓解矛盾。

  即便不能根本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至少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赈灾、去兴修水利,让底层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延缓矛盾的爆发。

  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

  从海外涌入的巨额白银,确实充盈了国库和内帑,但这些财富,如同水银泻地,大部分迅速被庞大的官僚体系、勋贵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商业资本所吸收。

  朝廷拨款赈灾,经过层层盘剥,到了灾民手中十不存一;兴修水利的款项,也成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盛宴。

  富者愈富,而贫者,并未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改善。

  白银的流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底层百姓用铜钱交易的生活更加艰难。

  这就像是一个绝望的循环:他拼命从外部输血,但这个帝国肌体内部的腐败和分配不公,使得这些血液根本无法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反而滋养了更多的肿瘤。

  而且陈恪他本身就是特权阶级的一员,靖海侯,超品勋贵,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拥有庞大的田庄和来自皇帝赏赐的财富。

  他若要改革,刀锋首先指向的,就是他自己所在的这个阶层。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自断根基。

  一旦他试图触碰土地问题,触动士绅豪强的根本利益,那么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支持——来自嘉靖的信任、来自勋贵集团的联盟、甚至来自部分务实派文官的配合——都会瞬间土崩瓦解。

  等待他的,将是比海瑞上《治安疏》更为凶险万倍的境地。

  海瑞只是骂皇帝,而他若要动真格的,就是要砸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饭碗。

  其次让陈恪担心的是军事改革。

  新军的成功,确实证明了职业化的军队优于腐朽的卫所制。

  九边和各地也开始效仿,编练新军。

  但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开销。

  军官的贪腐,吃空饷、克扣兵饷的陋习,并不会因为军队形式的改变而消失。

  如今边患稍息,但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依然占据财政支出的巨大份额。

  这些钱,同样来自民脂民膏。

  最后,则是那个连嘉靖皇帝都感到棘手无比的问题——宗室供养。

  朱元璋子孙繁衍至今,已成一个庞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这些龙子龙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完全依靠朝廷禄米供养。

  每年数百万两的白银,就白白消耗在这个不断膨胀的寄生阶层上。

  除了极少数嫡系亲王郡王,许多远支宗室生活困苦,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形同囚徒,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皇族体面祖制,更是改革的禁区中的禁区。

  陈恪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他确实看得太透彻了,透彻到几乎能预见到那条历史的轨迹。

  大明如今的“中兴”,不过是依靠他这只“蝴蝶”带来的外部输血和内部微调,所形成的一种“回光返照”。内部的脓疮并未根除,反而在繁荣的表象下加速溃烂。

  阶级矛盾、财政危机、宗室拖累,这三大弊病如同三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个帝国的脊梁上。

  张居正的考成法,或许能暂时提振一下官僚系统的效率,但对于这根本性的结构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

  “改革……迫在眉睫啊……”陈恪长叹一声。

  他知道,当底层百姓的忍耐达到极限,当土地兼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财政最终被拖垮的那一刻,滔天巨浪将会淹没一切,什么勋贵、什么文官、什么皇权,都将被碾为齑粉。

  那将是整个华夏的浩劫。

  可是,怎么改?从哪里开始?

  他如今贵为靖海侯,看似权倾朝野,简在帝心,但他手中的力量,真的足以撬动这积重难返的庞然大物吗?

  嘉靖皇帝需要他敛财、需要他平定边患,但会支持他进行一场注定会动摇国本、触及皇权根基的深层改革吗?

  绝对不会。

  那些因他而受益的勋贵集团、乃至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如常钰、俞咨皋,他们会理解并支持他走向他们的对立面吗?

  恐怕也很难。

  他仿佛一个孤独的航行者,驾驶着一艘名为“上海”的先进快船,已经看到了远处冰山狰狞的全貌,他拼命向身后的巨轮发出警告,但巨轮上的人们,却正沉浸在他带来的财富与胜利的狂欢之中,对他的警告充耳不闻,甚至可能将他视为破坏盛宴的异类。

  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巨大孤独感和宿命感,将他紧紧包裹。

  他拿起笔,铺开一张白纸,想要写点什么,或许是给嘉靖的奏疏,或许是自己的思考札记。

  但笔尖悬在半空,良久,却一个字也落不下去。

  千头万绪,无从下手。

  阻力重重,寸步难行。

  最终,他只是在纸的顶端,写下了四个字:“知易行难”。

  墨迹淋漓,仿佛映照出他此刻的心境。

  他知道,他不能停下。

  即使前路漫漫,荆棘密布,他也必须走下去。

  为了这个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国度,为了那些他曾亲眼见过、接触过的淳朴而又苦难的百姓,也为了……内心深处那份来自另一个时空的、不愿屈服于历史惯性的执念。

  但下一步,究竟该踏向何方?

  陈恪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第一次感到,未来的迷雾,竟是如此浓重,如此令人窒息。

  靖海侯的荣耀,在此刻,仿佛成了这无尽迷雾中,清晰却又无比冰冷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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