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战的文书已经送出。
以荷兰联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的名义，更以公司董事会和遥远的联省共和国议会的权威为背书，那份措辞强硬的“宣战通告”，此刻想必已经摆在了那位年轻的明朝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面前。
范德尔甚至可以想象他们阅读时的惊愕与震怒。
这正是他想要的。
然而，在这份足以搅动整个东方局势的文书被小艇送走后的几天里，范德尔并未立刻集结舰队，杀气腾腾地扑向某个既定目标。
恰恰相反，他下令舰队驶离了繁忙的航道，选择了一处偏僻但水文条件良好的岛礁环抱的锚地，进行休整、补给，以及……等待。
此刻，他正站在“德·鲁伊特”号的尾楼甲板上，背着手，望着远方海平面上新加入舰队的八艘身影。
那是从公司总部所在地巴达维亚紧急调拨来的增援力量。
八艘崭新的盖伦战舰，船体线条流畅，桅杆高耸，侧舷炮窗密密麻麻，在南海炽热的阳光下，新刷的油漆和铜饰闪闪发亮，如同八头精力充沛的猛兽。
加上他原有的四艘主力舰，这支特遣舰队的核心打击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二艘盖伦船，此外还有若干负责侦察、通信和辅助作战的轻型帆船。
如此规模，足以在远东任何一片海域掀起惊涛骇浪。
按常理，手握如此重兵，指挥官理应意气风发，迫不及待地寻找敌人主力，进行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舰队决战，一举奠定胜局，为公司在东方的扩张扫清最大障碍——这正是巴达维亚总督和董事会那些大人物们，在批准增援时，字里行间所隐含的期望。
事实上，在接到增援舰队即将抵达的确切消息后，范德尔心中的第一个念头，也确实是那个诱人而直接的目标：石见银矿。
门德斯的情报太具诱惑力了。
一座孤悬海外远离明朝本土核心防御区，却能源源不断产出白银的宝库。
一旦拿下，不仅是对明朝财政和威望的致命打击，更能为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直接收益，足以让他范德尔·范·德·维尔德的名字镌刻在公司的荣誉殿堂最顶端。
最初的计划迅速在他脑海中成形：利用新抵达的生力军带来的绝对数量和技术优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石见。
以强大炮火压制岸防，运送陆战队登陆，在明朝援军赶到之前，攻克那座“镇倭城”，控制矿区。
他甚至设想了占领后如何利用日本当地势力进行管理，如何迅速恢复并扩大开采，如何将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巴达维亚……
这个计划简洁、有力，充满了军事冒险家所钟爱的“一击致命”的美感。
有那么几天，舰队的作战参谋们已经开始根据这个粗略构想，紧张地测算航线、评估登陆点、推演明朝驻军可能做出的反应。
然而，随着推演的深入，以及范德尔独自在船长室里对着海图沉思的时间越来越长，一种不安的疑虑，如同船舷下缓慢滋长的藤壶，开始悄然缠绕上他的心头。
他走到海图桌前，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从南海到日本九州西海岸那条漫长的弧线。
这条航线需要穿越台湾海峡或巴士海峡，经过琉球群岛附近，最终抵达日本海。
路途遥远，海况复杂，且全程都暴露在明朝及其藩属的潜在监视之下。
舰队规模庞大，目标显着，很难做到完全隐蔽。
关键在于，突袭的精髓在于“突然性”。
如果明朝人在石见早有防备呢？如果他们的水师主力，尤其是俞大猷麾下那些令人忌惮的精锐战船，恰好就在附近巡弋，或者提前得到了预警呢？
即使成功抵达并展开攻击，“镇倭城”的防御强度究竟如何？
门德斯的情报说只有五百到八百守军，但这只是估算。
城墙的厚度？炮台的数量和射程？守军的士气和战斗意志？尤其是，他们是否也装备了那种射程惊人的重型火炮？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一旦攻击受挫，哪怕只是被拖住几天，舰队就将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庞大的舰队需要消耗巨量的淡水、食物和弹药。
在敌境附近，补给极其困难。
而时间，是站在防御者一方的。
明朝的水师可以从容集结，从福建、浙江，甚至更远的基地赶来。
届时，他的舰队将面对以逸待劳的敌人，背后是设防坚固的岸炮，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即便一切顺利，迅速攻克了石见，接下来呢？
守住它？那意味着必须长期分兵驻守，面对明朝必然到来的疯狂反扑，以及日本当地势力可能的态度反复。
这会将一支宝贵的机动舰队，变成一座孤岛的守军，完全违背了海上力量的核心优势。
掠夺一番然后撤离？那固然能造成打击，但无法动摇根本，反而会彻底激怒明朝，使后续任何谈判的可能化为乌有，将公司拖入与一个庞大帝国的全面、持久的消耗战中——这是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最不愿看到的情形。
范德尔的手指在海图上石见的位置重重敲了敲，又缓缓移开。
“我是不是……在追求一个看似华丽，实则可能将自己陷入泥潭的目标？” 他对着海图，轻声自问。
海风透过敞开的舷窗吹进来，带着咸腥的气息，也带来甲板上水手们收帆时号子声的零星片段。
这熟悉的声音让他躁动的思绪稍稍平静。
他离开海图桌，走到舷窗边，望着外面忙碌却井然有序的舰队。
十二艘盖伦船，还有更多的辅助船只，这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但它的强大，并非体现在对某一座固定堡垒的攻坚能力上。
它的真正优势在于海洋，在于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在于广阔水域赋予的自由选择权。
范德尔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回顾过去几个月的行动，虽然未取得决定性的舰队决战胜利，但他成功地做到了什么？
他将大明帝国漫长的东南海岸线，变成了一条需要时刻绷紧神经的防线。
从广东到福建，再到浙江，无数港口、城镇、卫所，日夜提防着不知会从何处冒出来的炮火。
明朝的水师，特别是俞大猷那支精锐，被他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消耗着宝贵的物资和士气。
沿海贸易几乎瘫痪，税收锐减，民心惶惶，朝廷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财政压力。
这才是他，范德尔·范·德·维尔德，以及他麾下这支舰队，最擅长也最有效的作战方式。
像一位高雅的斗牛士，并不急于将利剑刺入公牛的心脏，而是不断用红布挑逗、激怒、消耗着那头体型庞大却转身笨拙的对手，让它一次次徒劳地冲刺，耗尽体力，暴露出弱点。
而那头“公牛”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正是它那需要守护的、过于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它那不容丝毫侵犯的尊严。
如果放弃海上机动的优势，去硬啃石见那块可能崩掉牙的硬骨头，岂不是放弃了斗牛士的灵活与优雅，去和公牛比拼蛮力？
“不，不能这样。”范德尔摇了摇头，对自己最初那个热血上涌的计划彻底否决。
那么，该如何将现有的优势最大化，给明朝施加更大的、甚至是无法承受的压力，迫使他们最终坐回到谈判桌前，并且是以公司希望的条件？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海图，但这一次，不再局限于石见那一个点，而是扫视着整个东亚海域。
一个更大胆、更精巧，甚至带着几分冷酷算计的计划轮廓，开始在他心中慢慢浮现。
首先，要改变游戏的性质，提高赌注。
仅仅是小规模的袭扰，即便造成损失，明朝或许还能以“剿匪不力”来搪塞内部压力，维持表面的体面。
那么，就把冲突公开化、正式化。
于是，那份以公司和国家名义发出的“宣战书”诞生了。这绝非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战略举措。
对明朝朝廷而言，这不再是可以低调处理的“海寇滋扰”，而是关乎国体尊严的正式战争行为。
皇帝和内阁必须做出更强硬、更迅速的反应，调集更多的资源。
这势必加剧其内部的压力、分歧和资源的消耗。
同时，这也能向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会展示他范德尔的“进取心”和“坚定立场”，为后续可能的谈判争取更有利的公司内部支持。
其次，要充分利用对手的“必守之地”心理。
石见银矿很重要，那被誉为“东方明珠”的上海重不重要？江南财赋重地苏杭重不重要？连接南北的漕运咽喉长江口重不重要？
高手过招，抓住一个弱点，就要不断猛击，迫使对手将宝贵的资源分散到更广阔的战线上。
他摊开一张更详尽的明朝沿海及邻近海域的海图。
上海，那个由陈恪一手打造、传闻中富庶无比的新兴港口和军工基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若能对其造成严重破坏，甚至只是构成严重威胁，对明朝经济、民心乃至朝廷信心的打击，恐怕比损失一个遥远的银矿更大。
琉球群岛，扼守东亚航路要冲，明朝的重要藩属，也是陈恪经营过的前哨基地。若能在此有所动作，不仅能威胁到通往日本和朝鲜的航线，更能直接震动大明的朝贡体系。
但是，攻击这些地方，同样面临类似石见的问题：可能陷入攻坚战，暴露主力，丧失机动性。
范德尔的手指在海图上轻轻滑动，最终停在了日本九州岛和琉球群岛之间的那片广阔海域。
一个更加阴险、也更能发挥他优势的计划，逐渐完善。
石见，当然要去。但不是他的舰队主力去。
门德斯不是带来了日本那边蠢蠢欲动的消息吗？
毛利、尼子、大内，还有那位江户的幕府将军，对石见银矿和明朝驻军的敌意，早已积蓄多年，只缺一个契机和一点信心。
那么，就给他们这个契机和信心。
通过门德斯这样的中间人，继续向日本方面提供一些“适当”的援助——比如一批性能尚可的火绳枪，一些战术建议，甚至是一些关于明朝水师“疲于奔命、无力他顾”的、经过精心筛选和夸大的情报。
鼓动他们，联合起来，向石见的明军发动进攻。
让日本人和明国人自己先打起来。
他们之间有着更直接的土地和利益冲突，战斗意志可能比公司舰队更强烈。
无论胜负，都能极大消耗石见明军的实力和储备。
如果日本人赢了，赶走了明军，公司可以随后以“调停者”或“合作者”的身份介入，分享银矿利益，代价极小。
如果日本人败了，或者战事陷入僵持，那也没关系。
石见的战火，必然牵动明朝的神经。
明朝朝廷会如何看待石见告急？他们会如何调配本已捉襟见肘的海上力量？
这，才是关键。
范德尔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一种棋手看到绝妙步数时的光芒。
他将手中的舰队主力，分成两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分舰队。
第一支，由部分老练的船长指挥，继续活跃在广东至福建的沿海岛链之间。
他们的任务不是寻求决战，而是保持高压袭扰态势，做出随时可能再次攻击月港、厦门甚至更北方向重要目标的姿态，牢牢吸引住俞大猷水师主力的注意力，让其不敢轻易远离。
第二支，也是更精锐的一支，由他亲自坐镇，携带大部分新抵达的增援战舰，秘密北上，隐藏于琉球群岛以东的广阔洋面，或者某个偏僻的、易于获得补给的岛屿锚地。
这支舰队的存在必须高度保密。
接下来，就是等待，耐心的等待。
等待石见方向传来枪炮声——那是日本人动手的信号。
等待明朝朝廷和前线指挥官做出抉择。
如果明朝置石见于不顾，继续将主力集中于防御东南沿海。
那么，隐藏在琉球方向的范德尔主力舰队，将有两种选择：要么，趁明朝水师被南方分舰队牵制、石见又爆发战事之际，突然北上，直扑上海、长江口或苏杭沿海，给予其经济核心区以沉重打击。
要么，如果时机特别有利，甚至可以配合日本方面的攻势，亲自出手，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解决石见问题，摘取最大果实。
如果明朝决定派兵救援石见。
这更符合范德尔的预想。
俞大猷或其他明朝水师将领，必然率领精锐舰队北上驰援。
他们的航线大概率会经过琉球附近海域，或者从台湾海峡北上。
届时，范德尔隐藏在暗处的主力舰队，将以逸待劳。
他可以选择在半途进行拦截伏击，重创甚至歼灭这支劳师远征的明朝援军。
一旦成功，不仅石见危局难解，明朝整个东南海防的脊梁也将被打断。
就算明朝援军成功突破拦截抵达石见，他们也将面对以逸待劳的荷兰舰队和补给困难的局面。
而范德尔则可以视情况，或配合日军围攻，或转身南下，去攻击因为精锐北上而变得空虚的福建、浙江沿海，迫使明朝援军回救，疲于奔命。
无论明朝如何选择，主动权都牢牢掌握在范德尔手中。
他的舰队始终处于机动状态，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目标、攻击时机。
而明朝，则被漫长的海岸线、重要的海外利益和可能的经济核心区这三重压力死死拖住，顾此失彼。
作为指挥官，范德尔的最高目标并非占领多少土地，而是 “保持舰队的完整与机动，并圆满完成任务”。
这个“任务”，董事会的书面命令可能是“打开贸易局面，获取有利条件”。
但范德尔内心将其解读为：以最小的代价，给明朝造成最大的痛苦和压力，迫使其最终屈服，签订一份满足公司所有核心利益的条约。
相比之下，直接强攻石见，风险太高，变数太大，一旦受挫就可能满盘皆输。
而现在这个计划，将风险转移给了日本人，自己则稳坐钓鱼台，伺机而动。
成功了，利益巨大；即便石见方面进展不顺，公司舰队也毫无损失，依然可以继续在沿海施压，或者寻找其他弱点。
这才是……真正的斗牛艺术。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明朝那庞大的战争机器，在他的精心设计下，如何笨拙而愤怒地四处转动，却始终找不到发力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鲜血一滴滴流失。
他回到桌前，拿起鹅毛笔，开始蘸墨。
是时候将这份详尽而阴险的计划，形成具体的作战指令，下达给各分舰队的指挥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