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2章 黄土·血海·迁徙令（下）

“那你的意见是？”

“放弃南京，迁都武汉或重庆。”白崇禧说得很直接，“保存实力，以空间换时间，做长期抗战准备。”

有人反对：“南京是首都！不战而弃，国际观瞻何在？民心士气何在？”

“打输了再弃，就有观瞻了？”白崇禧冷笑，

“上海我们打了三个月，伤亡三十万，结果呢？南京再打，只会输得更惨。”

会议室吵成一团。主战派和主撤派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蒋介石一直没说话。他听着双方的争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决定——必须撤。上海的战败已经证明，正面硬拼拼不过日本人。

但他不能立刻说出来，他要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能说服所有人的理由。

会议从上午开到傍晚，没有结果。散会后，蒋介石独自走上阳台。

南京的秋夜已有凉意。

远处紫金山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不清，山下隐约能看见工兵在修筑最后一道防线——

那些沙包和铁丝网，在日军的重炮面前，能撑多久呢？

宋美龄走过来，给他披上外套：“达令，决定了吗？”

“决定了，”蒋介石说，“迁都重庆。”

“什么时候宣布？”

“等南京打起来再说。”蒋介石的声音很冷，

“总要打一打，给国内外一个交代。”

“但告诉陈诚，撤退的通道必须提前准备好——长江上的船，去武汉的火车，还有……”

他顿了顿：“政府机关的文件、档案，特别是国库的黄金和外汇，要第一批运走。”

宋美龄点头。她看着丈夫的侧脸，这张脸在上海开战前还充满自信，现在却爬满了疲惫和焦虑。

“英美那边……”她试探着问。

“还在观望，”蒋介石苦笑，

“美国人在卖石油给日本，英国人在香港扣我们的军火。美龄，我们只能靠自己。”

两人沉默地看着南京的夜景。

这座城市曾是六朝古都，见证过无数兴衰。现在，又要见证一场惨烈的沦陷。

“汉卿那边……”宋美龄忽然提起张学良，“他还关在江西？”

“嗯。”

“要不要……让他出来？毕竟他是抗日将领，在军民中……”

“不行。”蒋介石斩钉截铁，“放他出来，第一个反的就是我。”

宋美龄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她知道，丈夫的心病，这辈子都治不好了。

十月二十五日，长春伪满皇宫。

溥仪坐在“同德殿”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日满经济统制协定草案》。厚厚的几十页，日文和中文对照，条款密密麻麻。

根据这份协定，伪满洲国境内所有重要产业——

鞍山的钢铁、抚顺的煤矿、本溪湖的铁矿、大豆粮食的生产和出口——全部由日本“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拓殖公社”控制。名义上是“日满合资”，实际上日本人占股都在七成以上，且掌握绝对管理权。

也就是说，他这个“皇帝”治下的土地和资源，绝大部分已经不归他管了。

“陛下，”吉冈安直站在办公桌前，笑容可掬，

“只要签了这份协定，皇军就能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更好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这也是‘满洲国’对帝国友谊的体现。”

溥仪的手在抖。

他努力控制住，拿起笔。

笔尖悬在签字处，却落不下去。

“陛下？”吉冈的声音里带上一丝冷意。

“朕……朕想问问，”溥仪的声音发干，“这些产业……以后盈利了，‘满洲国’能分多少？”

“当然会按股份比例分配，”吉冈说得很自然，

“不过前期需要大量投入，盈利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陛下放心，帝国不会亏待‘满洲国’的。”

骗鬼的话。溥仪心里想。

但他还是签了字。

吉冈满意地收起文件，又说：

“另外，关东军司令部希望陛下能发表一篇广播讲话，号召‘满洲国’民众全力支持圣战。特别是粮食，现在前线需要大量军粮……”

“粮食？”溥仪抬起头，“去年不是已经征收过一次了吗？民间存粮不多了……”

“所以要陛下出面，”吉冈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

“陛下是‘满洲国’的皇帝，您的话，百姓会听的。”

“毕竟……饿几顿肚子，总比被‘反满抗日分子’害了性命好，对吧？”

赤裸裸的威胁。

溥仪感觉胸口一阵闷痛。

他想起上个月看到的密报——黑龙江几个村庄因为交不出足够的粮食，被宪兵队以“通匪”罪名屠了村。

男女老少，一个不留。

而他，要替日本人要粮。

“朕……朕知道了。讲话稿……你们拟好了吗？”

“已经拟好了，”吉冈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

“陛下照着念就行。广播时间定在下周二晚上八点，全‘满洲国’的电台都会转播。”

吉冈离开后，溥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

侍卫进来点灯，看见他脸色苍白，小心翼翼地问：“陛下，要不要传御医？”

“不用，”溥仪摆摆手，“你们都出去。”

人都走了，他才从抽屉最底层拿出一个小木盒。

打开，里面是一枚玉玺——

不是现在用的“满洲国皇帝之宝”，而是当年在紫禁城时用的“大清皇帝之宝”。

白玉质地，螭龙钮，印文是满汉合璧。

这玉玺是他从天津偷带出来的，日本人不知道。

他抚摸着冰凉的玉玺，想起登基那天的情形——

紫禁城太和殿。

那年他三岁，穿着小小的龙袍，坐在巨大的龙椅上，脚下跪着黑压压的文武百官。

虽然不记得细节，

但那种被万人朝拜的感觉，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威严，却深深刻在记忆里。

而现在呢？

他是什么？一个傀儡，一个替日本人要粮的喇叭，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保护不了的可怜虫。

婉容……她现在在哪里？还在写文章骂他吗？

也许她骂得对。

他活该被骂。

眼泪滴在玉玺上，他赶紧擦掉。不能哭，哭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至少，他还有这个玉玺。至少，爱新觉罗氏的传承还在。

这个念头支撑着他，把最后一点尊严，最后一点自我，牢牢锁在心底最深处。

十月二十八日，延安。

张宗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杨家岭的一孔普通窑洞里。

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没有卫兵森严，没有繁文缛节，就是一间简朴的会客室，几张木椅，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摆着茶壶茶杯。

周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布鞋，

但身姿挺拔，眼神明亮。他和三人一一握手，握手很有力。

“陈致远同志，欢迎你，”他先对陈致远说，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过，德国留学，无线电专家。延安条件简陋，但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

陈致远激动得脸都红了：“周副主席，我……我一定尽力！”

“李文同志，路上辛苦了。听说你发报技术很好？”

“还……还行，”李文紧张地说，“跟李叔学的。”

“李叔？”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称呼。

李文低下头：“就是……就是石臼所那个卖香烛的老李。他……他牺牲了。”

窑洞里安静了一瞬。周恩来点点头，声音温和但郑重：“我们会记住他的。”

最后轮到张宗兴。

周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

“张宗兴同志，杜月笙先生托人带过话，说你很可靠。司徒美堂先生也多次提过你的名字。”

张宗兴心里一暖：“他们还……好吗？”

“暂时安全，”周恩来说，

“杜先生还在上海周旋，司徒先生不日将转移香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战斗，和我们一样。”

张宗兴点点头，心里踏实了许多。

“说说你吧，”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亲自倒了茶，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如果想留在延安，我们欢迎。如果想回前线，也可以安排。”

陈致远立刻说：“我想留下！我可以建无线电实验室，培训报务员，还可以研究日军的通信密码……”

“好，”周恩来点头，“正好，我们准备成立一个无线电通信学校，你来当技术顾问。”

李文也说想留下：“我……我想学更多东西。”

轮到张宗兴，他却沉默了。

周恩来也不催促，慢慢喝着茶，等他开口。

“我想……”张宗兴终于说，“回敌后去。”

“去哪里？”

“华北，或者东北。”张宗兴抬起头，

“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懂帮会的运作方式，也打过仗。在延安……我可能发挥不了最大作用。”

周沉思片刻：“敌后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

但你要想清楚——

那里比延安危险十倍。

日本人的‘扫荡’很残酷，很多同志……”

“我想清楚了。”

“好，”周不再劝，

“我给你写介绍信，你去八路军总部报到。”

“不过，在走之前，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这里有很多东西，和上海不一样，和国统区也不一样。”

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周问了上海的情况、路上的见闻，

也介绍了延安的生产运动、整风学习，还问了陈致远对建立无线电网络的具体想法。

临走时，周送他们到窑洞门口。

秋日的阳光很好，照在黄土坡上，一片金黄。

“张宗兴同志，”周最后说，“有句话我想告诉你——中国很大，路很多。”

“你在上海走的路，司徒先生走的路，杜先生走的路，都是路。而延安，是另一条路。”

“条条道路，只要方向是对的，最终都会通向同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周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心里，

“也许我们看不见那天，但后来的人能看见。这就够了。”

张宗兴深深鞠了一躬。

走出杨家岭，三人沿着延河慢慢走。

河岸边有战士在开荒，学生在唱歌，妇女在纺线。

热火朝天，一切朴素，又充满力量。

陈致远忽然说：“我想把名字改了。”

“改什么？”

“陈致远……是父亲取的，意思是‘宁静致远’。”

“但现在，”他看向远方，“我想叫‘陈烽火’。烽火连天的烽火。”

李文也说：“那我也改，叫……李传薪。薪火相传的传薪。”

张宗兴笑了。

他没说要改名字——张宗兴这个名字，已经刻上了太多东西：

上海的霓虹、张学良的嘱托、司徒美堂的铜钱、杜月笙的雪茄、李婉宁的眼睛……改不掉了。

但他心里有些东西，确实在变。

在延安的半个月里，

他参观了抗大、鲁艺、被服厂、兵工厂；

听了伟人的演讲，参加了生产劳动，和战士们一起挖窑洞；

看见了什么是“军民鱼水情”，什么是“自力更生”，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这些词在上海时也听过，但在这里，他看见了实实在在的样子。

十一月初，张宗兴拿到了去八路军总部的介绍信。出发前夜，苏婉清来找他。

两人在延河边散步。

河水幽幽，

月光下泛着幽冷银光，对岸群山绵延如翡。

“决定了？”苏婉清问。

“嗯。”

“去哪里？”

“先去五台山，八路军总部。然后……可能去冀中或者冀南，听说那边斗争很残酷，缺有经验的干部。”

苏婉清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可能也要走。”

“去哪儿？”

“西安。组织上安排我去做统战工作，接触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

她顿了顿，“我们……可能很久见不到了。”

张宗兴点点头，没说话。

往事历历在目，万语千言堵在胸口。

可是……又能怎样呢？

天涯海角，乱世烽烟，梦里梦外，个人的情愫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该飘向何方，又能在何处安放？

今生之缘，问情归处？不过是处处芳草，处处天涯罢了。

一股灼热的涩意涌上张宗兴的喉头，像有万千无形的刀剑在翻搅嘶鸣。

他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痛楚，几乎要将那些滚烫的字句冲破胸腔——

他想问她今后如何，想问她是否安好，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一个荒唐而柔软的念头攫住了他：

若能抛开这一切，寻一处青山绿水、寻常巷陌，

与她，婉容、婉宁、铁锤、司徒老哥，杜老哥，那些牵挂的人，安度烟火平生，该有多好。

然而，这念头才刚冒起，便被他心中那更宏大、更沉重的浪潮狠狠拍碎。

他几乎要在心底发出悲凉而自嘲的笑。

江湖！乱世！何为英雄？

纵有满腔热血、一身肝胆，在这破碎的山河与滔天的巨浪面前，个人的一点微末念想，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是……无可奈何。

他终究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所有的惊涛骇浪，最终只化作喉结一个艰难的滑动，和眼底深处一丝难以察觉的、破碎的光。

他点了点头，沉默像一道无形的墙，又像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横亘在两人之间。

“李婉宁小姐，”苏婉清忽然提起，“如果有她的消息……”

“我会告诉你。”

“你也是。”

两人在河边站了很久。夜风渐凉，远处传来熄灯号的声音——延安的一天结束了。

“保重。”苏婉清最后说。

“你也保重。”

她转身走了，灰色的身影渐渐融入夜色。张宗兴一直站到她的背影完全消失，才慢慢走回窑洞。

第二天清晨，张宗兴背着简单的行装，一个人离开延安。

陈烽火和李传薪来送他。陈烽火塞给他一个小本子：“这是我整理的无线电基础知识，还有日军常用密码的破译思路。路上看。”

李传薪给了他一包干粮：“路上吃。”

张宗兴拍拍两人的肩：“好好干。等战争赢了，上海见。”

“上海见！”

他转身走上黄土路。走出很远，回头再看，延安的宝塔还在晨雾中矗立，窑洞的灯火星星点点。

这个曾经陌生的地方，此刻竟有些不舍。

但他必须走。他的路不在这里，在更远的前方，在战火纷飞的敌后，在需要他的地方。

路还很长。

但这次，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