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该打开那个群的。
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我刚洗完澡躺下,手机在枕头边震了一下。平时这个点我早关机了,可那天鬼使神差,我伸手摸了手机。
群名叫“姐妹淘心话”,是我们高中同学建的小群,平时也就是发发砍价链接,晒晒孩子照片,偶尔抱怨两句老公。群消息已经99+了,我本来想划过去,可手指一滑,点开了。
然后就看见了那些照片。
第一张,是红梅的脸,我认得。她靠在一个男生的肩膀上,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那男生很年轻,穿着超市的红色工服,正低头亲她的额头。
第二张,是她坐在收银台后面,那男生站在她身边,一只手搭在她肩上,两个人对着镜头笑。
第三张……
我数了数,一共九张。最后一张是她穿着睡衣,靠在那个男生怀里,男生光着上半身,露出瘦削的肩膀。
群里安静了三秒。
然后炸了。
“卧槽???”
“这谁啊这也太年轻了吧?”
“红梅你喝多了吧发错群了?”
我盯着屏幕,手有点抖。红梅,李红梅,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我儿子的干妈,张建国的老婆。她今年三十三,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
那个男生,我见过。
六月末的时候,我去她店里拿快递,看见一个穿着红色工服的男孩在搬货,瘦瘦高高的,皮肤很白,看见我进来,抬头笑了一下,露出一颗小虎牙。
红梅从收银台后面站起来,说:“颖姐,这是我们店新来的暑假工,小陈,刚高考完。”
我说:“哦哦,大学生啊,辛苦辛苦。”
小陈点点头,又低下头搬货去了。我记得他搬货的时候,红梅的目光一直跟着他,我以为她是怕新来的干活不仔细,没多想。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种目光,不是老板娘看伙计的目光。
手机还在震。有人在群里@红梅,有人在发震惊的表情包,有人开始问“建国哥知道吗”。
我没出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红梅的消息突然弹出来,就一句话:
“发错了,不好意思,撤回不了,你们就当没看见吧。”
然后她退群了。
群里又安静了。
我看着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保存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保存,可能是本能。我的手还在抖,抖得手机差点拿不住。
我躺下来,盯着天花板。隔壁房间传来老公打呼噜的声音,一下一下的。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红梅靠在那个男孩肩上的样子,笑得那么开心,像个十八岁的姑娘。
我和红梅认识二十八年了。她五岁搬来我们村,就住我家隔壁。我们一起上小学,一起上初中,她没考上高中,去读了职校,我读了高中又读了大学。后来我回县城工作,她也从职校毕业回来,我们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
她二十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建国。张建国比她大五岁,在县城开了一家五金店,人老实,话不多,长得也普通,但见人总是笑呵呵的。红梅妈说,这女婿好,踏实,能过日子。
红梅结婚那天,我给她当伴娘。她穿着租来的婚纱,在镜子前转了一圈,问我:“颖姐,你说我嫁对了不?”
我说:“你觉得他对你好就行。”
她笑了笑,没说话。
婚后的日子,过得波澜不惊。红梅在张建国的五金店帮忙,生了儿子,买了房子,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前年,张建国攒钱给红梅开了一家内衣店,就在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红梅当老板娘,每天化着妆去上班,看起来挺风光。
我有时候路过,会进去坐坐。红梅会给我倒水,抱怨两句生意不好做,再问问我家孩子学习怎么样。我以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了,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在柴米油盐里慢慢变老。
可那些照片告诉我,不是。
二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刷了刷朋友圈。红梅的朋友圈更新了,是一张她店里的照片,配文:“新的一天,加油。”照片里她穿着黑色连衣裙,站在货架前面,笑得很得体。
我翻到评论区,看见张建国留言:“老婆辛苦了,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红梅回复了一个笑脸。
我放下手机,吃不下了。
下午四点,我妈给我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颖子,你看群了没?”
我说:“看了。”
我妈叹了口气:“红梅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今天早上村里都传遍了,也不知道谁把照片发到大群里了。”
我心里一紧:“什么大群?”
“咱们村那个大群啊,好几百人的那个。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你爸刚才在村口看见建国他爸,老头脸都绿了,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我挂了电话,打开村群。果然,消息已经刷了上千条,我往上翻了半天,看见有人在讨论“老李家的媳妇”,有人在发“现在的小年轻真会玩”,有人发了几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照片已经被撤回了,但文字还在。有人问“建国知道不”,有人回“能不知道吗,都传成这样了”。
我给红梅打电话,关机。
我给张建国打电话,响了几声,被按掉了。
晚上七点,我下了班,开车去了那条街。还没到店门口,就看见围了一堆人。我把车停在路边,走过去,拨开人群,看见张建国站在店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锤子,玻璃门碎了一地。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就是那种特别平静的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
红梅站在店里,隔着那扇碎了的门看他。她化了妆,口红涂得很红,头发也盘得很整齐,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张建国举起锤子,砸向橱窗里的模特。模特的头掉下来,滚到地上,玻璃碎了一地。他又砸向货架,内衣散落一地,红的黑的白的,像一堆死去的蝴蝶。
旁边有人喊:“建国,别砸了,有话好好说!”
张建国没理。他砸完最后一个货架,把锤子扔在地上,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背对着红梅,说了一句话:
“我每天起早贪黑,进货卖货,就想着让你们娘俩过得好一点。你开店,我出钱,你说要进货,我二话不说就转账。你给别人转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钱是我在工地上搬砖搬出来的?”
红梅没说话。
张建国走了。人群慢慢散了。我站在原地,看着红梅。她站在一片狼藉里,弯下腰,捡起一个模特的头,放在收银台上,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读不懂。
我走过去,问她:“你没事吧?”
她笑了笑,说:“没事。他能砸,我就不能发?他让我没面子,我也让他没面子。”
我说:“红梅……”
她说:“颖姐,你回去吧。这是我的事。”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她开始收拾地上的东西,动作很慢,一件一件捡起来,叠好,放在一边。我看着她,想起很多年前,她也是这样,慢吞吞地收拾书包,等我一起回家。
我转身走了。
三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红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她嫁给张建国十三年了。十三年来,她每天早起做饭,送孩子上学,去店里上班,晚上回来做饭,辅导孩子作业,然后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有时候约她出来吃饭,她总是说:“不行啊,建国今天加班,我得回去做饭。”或者说:“孩子作业还没写完,我得回去盯着。”
她很少抱怨。偶尔喝多了,会说两句:“颖姐,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每天就是店、家、家、店,一眼望到头。”
我说:“大家都这样啊,过日子嘛。”
她点点头,说:“是啊,过日子嘛。”
然后继续过她的日子。
直到今年夏天,那个叫小陈的男孩出现。
我听红梅提起过他。七月初,我去她店里,她正在跟人打电话,笑得很大声。挂了电话,我问她谁啊,她说:“店里那个暑假工,小陈,特别逗,说话一套一套的。”
我没当回事。
七月中旬,她又提起他:“小陈这孩子真不错,干活特别麻利,还帮我算账,我数学不好你知道的,每次月底盘账都头疼,他一来,几下就给我算清楚了。”
我说:“那挺好的,省心。”
她点点头,眼睛亮亮的。
七月底,我去她店里拿快递,看见她和小陈坐在收银台后面,头挨着头看手机,两个人笑成一团。看见我进来,她直起身,说:“颖姐来了,快递在那儿。”
我拿了快递,往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又把头凑过去了,小陈的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不知道在看什么。
现在想想,那会儿应该就已经不对劲了。
八月初,红梅开始频繁发朋友圈。以前她一个月发不了几条,那几天一天发好几条,都是店里的事,配文也奇奇怪怪的:“今天心情很好”“有人懂你真好”“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甜”。
我那时候还以为她生意变好了。
八月中旬,我听我妈说,有人在县城看见红梅和一个年轻男孩在吃饭,两个人坐在角落里,有说有笑的。我妈说:“肯定是她店里的员工,老板请员工吃饭,正常。”
我也觉得正常。
八月底,小陈的暑假工结束了。红梅发了一条朋友圈:“谢谢你这两个月的陪伴,祝你前程似锦。”配图是一张店里的照片,角落里有个模糊的背影,穿着红色工服。
我当时还留言:“大学生开学了吧?”
她回复:“嗯,走了。”
我没想到,人走了,事儿没完。
四
事情闹大的第三天,红梅妈来我家了。
她一进门就哭,我妈赶紧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给她倒水。她握着水杯,手一直在抖,说:“老嫂子,你说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养了这么个不争气的闺女。”
我妈说:“别这么说,孩子一时糊涂,慢慢就好了。”
红梅妈摇摇头:“好不了了,建国要离婚,孩子也要带走,我闺女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
我在旁边听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红梅妈又说:“那小子才十八,刚上大学,他爸妈知道这事,气得差点晕过去,打电话来骂我闺女,说她勾引他们家孩子,要告她……”
我妈叹了口气:“那男孩咋说的?”
红梅妈说:“他能咋说,他才十八,懂什么,肯定是躲着呗。电话不接,微信拉黑,人早就跑学校去了。我闺女给他转的那些钱,一分都要不回来了。”
我说:“转了多少?”
红梅妈看了我一眼,眼泪又下来了:“好几万呢。那小子说要买电脑,要交学费,要买衣服,我闺女都给,都从店里拿的,建国都不知道……”
我愣住了。
我妈也愣住了。
好几万,对红梅这样的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张建国在工地上搬砖,一天两百块,要搬多少天才能搬出好几万?
红梅妈走了以后,我妈问我:“颖子,你说红梅咋想的?”
我说:“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去找红梅。她店门关着,家里灯也没开。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正准备走,门开了。
红梅站在门口,没化妆,脸蜡黄蜡黄的,眼睛肿得像两个桃。
她说:“颖姐,进来吧。”
我进去,屋里黑漆漆的,她也没开灯。我们坐在沙发上,谁也不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傻?”
我说:“我没觉得你傻,我只是不明白。”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听:“不明白什么?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出轨?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给一个十八岁的小孩转钱?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发那些照片到群里?”
我说:“对。”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她开口了:“你知道吗,颖姐,我这辈子,从来没被人那样看过。”
我说:“哪样?”
她说:“就是……那种眼神。好像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好像我说的话很重要,好像我笑一下,他就很开心。”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继续说:“建国对我也好,但他的好,就是那种……你应该的。他赚钱养家,我应该感恩。他对我不错,我应该知足。他从不打我,从不骂我,我应该觉得幸福。可是颖姐,我三十三岁了,我想被人看见,不是看见一个老婆、一个妈、一个老板娘,是看见我,李红梅这个人。”
我说:“那小陈看见你了?”
她点点头,眼泪掉下来:“他说我好看,说我聪明,说我笑起来眼睛会发光。他叫我姐姐,问我累不累,问我开不开心。他听我说话,真的听,不是一边看手机一边嗯嗯啊啊那种听。”
我说:“可他只有十八岁。”
她说:“我知道。”
我说:“他还要上大学,还要谈恋爱,还要结婚生子。”
她说:“我知道。”
我说:“那你图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我就图那两个月的开心。颖姐,我好久好久没开心过了。”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很多年前,红梅刚结婚那会儿,我问她幸福吗。她说:“幸福啊,建国对我挺好的。”
我说:“那你怎么不笑?”
她愣了一下,说:“我笑了啊。”
我说:“你没笑,你只是嘴角往上抬了抬。”
她不说话了。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天她看着镜子问我的那句话:“颖姐,你说我嫁对了不?”
她不是在问我。她是在问自己。
五
张建国还是离婚了。
那天在民政局门口,我看见了他们。红梅穿着那件黑色连衣裙,头发盘得很整齐,化着淡妆。张建国穿着旧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们站在门口等,谁也不看谁。
红梅的儿子,小名叫豆豆,被他奶奶拉着,站在一边。豆豆一直在哭,说:“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红梅转过头,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
我走过去,蹲下来,对豆豆说:“豆豆乖,妈妈有事,先跟奶奶回去,回头妈妈来看你。”
豆豆不听,一直哭。
红梅走过来,蹲下,抱住他,说:“豆豆,妈妈爱你,永远爱你。你先跟奶奶回去,妈妈过几天来接你,好不好?”
豆豆点点头,不哭了。
红梅站起来,眼眶红红的,但没哭。
他们进去了。
我站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红梅一个人走在前面,张建国走在后面,手里拿着一纸离婚协议。
红梅走到我面前,说:“颖姐,送我回去吧。”
我说:“好。”
开车的时候,她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我也不敢问。到了她家门口,她下了车,对我说:“谢谢。”
我说:“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她点点头,进去了。
那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想喝酒。我去了,带了两瓶啤酒。我们坐在她家阳台上,看着远处的路灯,喝一口,说一句话。
她说:“房子归他,店也归他,豆豆跟他,我每个月给抚养费。”
我说:“你呢?”
她说:“我回我妈那儿住。”
我说:“以后呢?”
她想了想,说:“不知道。”
我说:“后悔吗?”
她没回答,反问:“颖姐,你后悔过吗?”
我想了想,说:“有过吧,但来不及了。”
她笑了一下,说:“我也是。”
我们又喝了一会儿,她说:“颖姐,你知道那小子现在在干嘛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他在学校迎新呢,发了朋友圈,笑得可开心了。”
我说:“你别看了,删了吧。”
她说:“早删了。但我记得。”
我看着她的侧脸,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三十三岁了,眼角有细纹,法令纹也深了,但这一刻,她看起来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她说:“颖姐,我不恨他。他太小了,什么都不懂。我就是……有点难过。”
我说:“难过什么?”
她说:“难过我活到三十三岁,才被一个人认真看过。而那个人,只是个小孩。”
我握住她的手,没说话。
六
事情过去一个月了。
红梅回娘家住了,每天帮她妈做做家务,偶尔出去找找工作。她没再开店,说不想干了。我问她想过以后吗,她说先歇歇,歇够了再说。
张建国的店重新开张了,换了个招牌,请了个新店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手脚麻利,话也不多。我去拿快递的时候碰见过他一次,他瘦了很多,看见我点点头,没说话。
豆豆跟他奶奶住,每天上学放学,红梅每周去看一次,带他吃顿饭,买点衣服玩具。豆豆现在不哭了,见到妈妈会笑,但走的时候还是会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红梅总是说:“快了,快了。”
小陈那边,再也没消息了。我听红梅说,他爸妈来过一次电话,说这事就当没发生过,以后不要再联系。红梅说好。她真的没再联系。
村子里的议论,慢慢也淡了。新的八卦盖过旧的,谁还记得一个月前的事。只是偶尔有人提起,会说一句:“老李家的闺女,可惜了。”
红梅听见了,也不恼,笑一笑,该干嘛干嘛。
我妈有时候念叨:“红梅这孩子,以后可咋办。”
我说:“她会有办法的。”
我妈说:“你咋知道?”
我说:“因为她还活着。”
活着,就得往前走。没别的办法。
昨天晚上,红梅给我发微信,说:“颖姐,我找到工作了,在超市当收银员,明天上班。”
我说:“挺好的,加油。”
她回了一个笑脸。
我看着那个笑脸,想起很多年前,她站在镜子前问我那句话的样子。那时候她二十岁,穿着租来的婚纱,眼睛里有一点期待,还有一点不安。
我不知道她现在还会不会照镜子,还会不会问自己那个问题。
也许不会了。
有些问题,问一次就够了。
七
超市在县城东边,不大,但生意不错。红梅每天骑电动车去上班,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一个月两千八。
我去看过她一次。她穿着超市的蓝色工服,头发扎成马尾,站在收银台后面,扫码、收钱、装袋,动作很快。看见我,她笑了笑,说:“等我一下,马上换班。”
我站在旁边等。有个老太太来结账,买了二斤鸡蛋、一把青菜、一袋盐。红梅接过来,扫码,说:“一共二十三块五。”老太太掏出钱包,数了半天,递给她一张二十、三张一块、五个一毛的钢镚。红梅接过来,数也没数,放进抽屉,说:“正好,您慢走。”
老太太走了以后,我说:“你也不数数?”
她说:“数什么,都是老人,不会少给。”
我说:“万一呢?”
她说:“万一就万一呗,又不多。”
我看着她,觉得她好像变了一点,又好像没变。
下班以后,我们去超市旁边的面馆吃饭。她点了一碗牛肉面,我点了一碗炸酱面。等面的时候,她说:“颖姐,你说我是不是挺没出息的?”
我说:“为什么这么说?”
她说:“大学毕业的当收银员,不是没出息吗?”
我说:“你是职校毕业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对哦,我给忘了。”
面来了,她低头吃面,吃得很香。我看着她,想起以前她吃东西总是挑挑拣拣的,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现在倒是什么都吃了。
吃完面,她说:“颖姐,谢谢你来看我。”
我说:“客气什么,咱俩谁跟谁。”
她笑了笑,没说话。
出了面馆,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把街边的树照得发黄。她推着电动车,我在旁边走,一直走到路口。
她说:“我往那边走,你呢?”
我说:“我车停那边。”
她说:“那行,路上慢点。”
我说:“你也是。”
她骑上车,冲我挥挥手,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突然想起一件事。
当年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走到路口,她说往那边,我说往这边,然后各自回家。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以为一辈子都会这样,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永远不分开。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还是会在路口分开,只是不再一起上学了。
我转身往回走,走到车旁边,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子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路上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我踩下油门,回家了。
八
十一月的某一天,红梅给我打电话,说想请我吃饭。
我说:“有什么事?”
她说:“没什么事,就是想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她说:“谢谢你那天晚上陪着我。”
我想了想,说:“行,几点?”
她说:“晚上七点,老地方。”
老地方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烧烤店,在县城边上,店面不大,但味道很好。我七点准时到,她已经在那儿了,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两瓶啤酒。
我坐下来,说:“今天怎么有空?”
她说:“今天休息。”
我说:“最近怎么样?”
她说:“还行。”
我们点了串,边吃边聊。她比刚出事那会儿精神多了,脸上有了血色,说话也利索了。聊着聊着,她突然说:“颖姐,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说:“什么事?”
她说:“我谈恋爱了。”
我愣了一下,说:“啊?”
她笑了笑,说:“超市的,生鲜区的,比我大两岁,离异,没孩子。”
我说:“你认真的?”
她说:“认真的。”
我说:“他人怎么样?”
她想了一下,说:“挺好的。话不多,但干活利索。每天早上给我带豆浆,说外面买的太甜,他自己打的。”
我说:“那挺好的。”
她点点头,说:“是挺好的。”
我看着她,说:“你开心吗?”
她想了想,说:“开心吧。不是那种开心的开心,就是……挺踏实的。”
我说:“那就好。”
她笑了笑,举起酒杯,说:“来,干一杯。”
我跟她碰了一下,喝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她给我讲那个男人的事,说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家里几口人,以前为什么离婚。我听着,时不时问两句,她就接着讲。
讲完了,她说:“颖姐,你说我是不是挺容易满足的?”
我说:“为什么这么说?”
她说:“以前我觉得,我要很多很多的爱,要被人捧在手心里,要轰轰烈烈的爱情。现在我觉得,有人给我打豆浆,有人听我说话,就挺好的。”
我说:“那不叫容易满足,那叫长大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她说:“颖姐,我好累。”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好想回到以前,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说:“回不去了。”
她说:“我知道。”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她租的房子在超市附近,一间小小的单间,但收拾得很干净。她站在门口,对我说:“颖姐,谢谢你。”
我说:“你今晚说了很多谢谢了。”
她说:“因为真的谢谢你。”
我抱了她一下,说:“好好的。”
她说:“嗯。”
我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冲我挥手。灯光从她身后照出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很长很长。
九
腊月二十,红梅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县城的饭店里,摆了几桌酒席,请的都是近亲和朋友。新郎叫赵建国——对,也叫建国,但不是那个建国。这个建国是超市生鲜区的,话不多,但见人就笑,笑得很憨厚。
红梅穿着红色的羽绒服,没穿婚纱。她说天太冷,穿婚纱冻得慌。头发盘起来,别了一朵红色的花,化了淡妆,看起来挺喜庆的。
我去得早,帮她招呼客人。她妈坐在主桌上,脸上笑眯眯的,眼角却有泪。我爸我妈也来了,坐在角落里,跟几个老邻居聊天。
张建国没来。豆豆来了,被他奶奶带着,坐在红梅旁边。红梅时不时摸摸他的头,给他夹菜。豆豆吃得很开心,一直笑。
婚礼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让新郎新娘讲话。新郎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我会对她好的。”然后就说不下去了。
红梅接过话筒,说:“谢谢大家今天来。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以前犯过错,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犯错。但今天,我想好好过日子。”
底下有人鼓掌,有人喊好。
我看着她,突然有点想哭。
仪式结束后,她过来找我,说:“颖姐,帮我拍张照。”
我说:“好。”
她拉着新郎,站在饭店门口,背后是大红的喜字。两个人站得规规矩矩的,手拉着手,对着镜头笑。
我按下快门,把他们定格在那一刻。
拍完了,她过来看照片,说:“挺好,发给我。”
我说:“行。”
她看了看我,说:“颖姐,谢谢你。”
我说:“你今天说了很多谢谢了。”
她说:“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笑了,说:“对,好日子。”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翻出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照片里的红梅,笑得有点腼腆,但眼睛亮亮的。旁边的新郎,笑得很憨,但眼神一直看着她。
我想起那些照片,那些在群里炸开的照片。那时候的红梅,也笑得很好看,但那种笑,是另一种笑。
现在这种笑,好像踏实一点。
我把手机放下,关了灯,睡觉了。
十
过完年,我去超市买东西,顺便看看红梅。她还在收银台,还是穿着蓝色工服,还是扫码、收钱、装袋。看见我,笑了笑,说:“颖姐来了,买什么?”
我说:“买点菜。”
她说:“生鲜区今天有特价,猪肉便宜。”
我说:“行,我去看看。”
我买了菜,回来结账。她接过去,扫码,说:“一共六十七块三。”
我掏出手机,扫码支付。她把袋子递给我,说:“慢走啊。”
我说:“你下班几点?”
她说:“三点。”
我说:“那我来找你,喝杯茶。”
她说:“好。”
三点整,我准时到超市门口。她换了自己的衣服,一件米色的棉袄,头发披着,站在门口等我。看见我,笑了笑,说:“走吧。”
我们去超市旁边的奶茶店,要了两杯热奶茶。她捧着杯子,暖手,说:“今天真冷。”
我说:“是挺冷的。”
她说:“建国说明天给我买个暖手宝,充电的那种,上班带着。”
我说:“他对你挺好的。”
她点点头,说:“嗯,挺好的。”
我们喝了一会儿奶茶,她突然说:“颖姐,我前几天碰见建国了。”
我说:“哪个建国?”
她说:“张建国。”
我说:“哦,他怎么样?”
她说:“还行吧,找了个对象,也是离异的,比他小几岁。他说准备结婚了。”
我说:“那挺好的。”
她说:“是挺好的。他还说,豆豆想我了,让我有空去看看。”
我说:“你去吗?”
她说:“去,明天就去。”
我点点头,没说话。
她又说:“颖姐,你说豆豆长大了,会不会恨我?”
我说:“不会的。”
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他爱你。”
她低下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说:“颖姐,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说:“什么事?”
她说:“我怀孕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真的?”
她点点头,也笑了:“真的,两个月了。”
我说:“太好了,恭喜你。”
她说:“谢谢。”
我说:“建国知道吗?”
她说:“知道,高兴得不行,天天让我躺着,别上班了。我说不上班哪有钱,他说他养我。”
我说:“那就让他养呗。”
她笑了笑,说:“我还不习惯让别人养。”
我说:“慢慢就习惯了。”
她没说话,只是笑。
那天下午,我们在奶茶店坐了很久。她给我讲怀孕的事,讲孕吐有多难受,讲赵建国每天给她熬粥,讲她妈听说以后高兴得哭了。我听着,时不时插两句嘴,然后就听她继续讲。
讲完了,她说:“颖姐,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挺曲折的?”
我说:“谁不曲折呢?”
她想了想,说:“也是。”
走出奶茶店,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把街道照得发黄。她往东走,我往西走,在路口分开。
我走到车旁边,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走远了,背影消失在人群里。我站了一会儿,上车,发动,回家了。
十一
四个月后,红梅生了一个女儿。
我去医院看她,她躺在床上,脸色有点白,但精神很好。旁边的小床上,躺着一个小小的婴儿,闭着眼睛,睡得正香。
赵建国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眼睛红红的。
看见我进来,他站起来,说:“颖姐来了,坐,坐。”
我坐下,看着红梅,说:“辛苦了。”
她说:“还行,没想象中那么疼。”
我说:“孩子像谁?”
她说:“像他。”
赵建国在旁边憨憨地笑,说:“像我,不好看。”
红梅瞪了他一眼,说:“谁说不好看,好看。”
我笑了,说:“都好,都好。”
那天下午,我在医院待了很久。红梅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换尿布,给孩子哼歌。赵建国在旁边打下手,笨手笨脚的,但很认真。
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红梅生豆豆的时候,我也来过医院。那时候张建国也是这样,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眼睛红红的。那时候的红梅,也是这样,躺在床上,脸色有点白,但精神很好。
时间过得真快。
快得让人来不及想,就过去了。
走的时候,红梅叫住我,说:“颖姐,你给孩子取个名吧。”
我说:“我取?”
她说:“嗯,你取。”
我想了想,说:“叫安心吧,平平安安,心满意足。”
她念了一遍:“安心,安心,挺好。”
赵建国在旁边点头,说:“好,就叫安心。”
我笑了笑,走了。
十二
安心满月那天,红梅请我吃饭。
还是在那个烧烤店,还是靠窗的位置。她抱着孩子,赵建国在旁边,一家三口坐在我对面。
安心睡着了,小小的脸埋在襁褓里,偶尔动一动嘴。
红梅说:“颖姐,谢谢你给孩子取名。”
我说:“客气什么。”
她说:“不是客气,是真的谢谢你。”
我说:“那行,我收下了。”
我们点了一桌子的串,边吃边聊。赵建国话不多,但一直在给红梅夹菜,给她倒水,给她递纸巾。红梅吃着吃着,抬头看他一眼,笑一笑,然后继续吃。
我看着他们,觉得挺好的。
吃到一半,红梅突然说:“颖姐,你记不记得,以前咱们在这儿喝酒的时候?”
我说:“记得。”
她说:“那天晚上,我说我累。”
我说:“记得。”
她说:“现在不累了。”
我说:“那就好。”
她说:“真的,不累了。每天上班、带孩子、做饭,累是累,但不累心。”
我说:“那是因为有人分担。”
她看了看旁边的赵建国,说:“对,有人分担。”
赵建国被看得不好意思,低下头,继续吃串。
我们都笑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在门口分开。红梅抱着孩子,赵建国在旁边护着,慢慢往前走。我站在烧烤店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
走到车旁边,我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今天的星星挺多的,密密麻麻的,一闪一闪的。
我上了车,发动,回家。
十三
安心一岁那年,红梅搬家了。
他们买了一套小房子,两室一厅,在县城边上,不大,但收拾得很温馨。我去参观的时候,红梅给我倒水,说:“以后有空常来。”
我说:“行。”
安心在客厅里爬来爬去,抓着玩具往嘴里塞。赵建国蹲在旁边,一边护着她,一边傻笑。
红梅看着我,说:“颖姐,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我说:“你觉得呢?”
她想了想,说:“我觉得值。”
我说:“那就值。”
她笑了笑,没说话。
我喝着水,看着她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茶几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阳台上晾着衣服,风吹过来,轻轻飘动。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走的时候,红梅送我到门口,说:“颖姐,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她说:“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说:“咱俩谁跟谁。”
她笑了笑,说:“对,谁跟谁。”
我下了楼,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门口,抱着安心,冲我挥手。安心也学着妈妈的样子,挥着小手,咿咿呀呀地叫。
我笑了笑,走了。
十四
安心三岁那年,红梅的超市倒闭了。
不是她一个人的超市,是整个超市。老板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员工们散了,各自找工作。
红梅失业了。
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在家里发呆。安心上幼儿园了,赵建国去上班了,就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发呆。
我说:“怎么了?”
她说:“没事,就是不知道干嘛。”
我说:“再找找工作呗。”
她说:“三十七了,谁要。”
我说:“三十七怎么了,年轻着呢。”
她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陪她坐了很久。她跟我说,这些年,她想过很多事。想过以前,想过以后,想过自己这辈子到底图什么。
我说:“想明白了吗?”
她说:“想明白了,图个心安。”
我说:“那就行了。”
她说:“可我还没心安。”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欠豆豆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豆豆现在怎么样了?”
她说:“上初中了,学习还行,挺懂事的。他奶奶带着,但每个周末都来看我。”
我说:“那挺好的。”
她说:“可他从来没叫过我妈妈。”
我愣住了。
她说:“他叫我阿姨。”
我看着她的脸,发现她在笑,但眼眶红了。
我说:“他会叫的。”
她说:“什么时候?”
我说:“等他长大了,懂了,就会叫了。”
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说:“颖姐,你说我是不是活该?”
我说:“不是。”
她说:“那为什么?”
我说:“因为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
她想了想,说:“也许吧。”
我上了车,发动,走了。后视镜里,她站在门口,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十五
安心六岁那年,上小学了。
红梅去送她,站在校门口,看着小小的背影走进教室,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天中午她给我打电话,说:“颖姐,安心上学了。”
我说:“挺好的。”
她说:“我在校门口站了半天,看着那些孩子,一个个往里走。”
我说:“想什么呢?”
她说:“想豆豆。他上学的时候,我也送过他,那时候他才这么高。”
我说:“豆豆现在呢?”
她说:“上高中了,住校,一个月回来一次。前几天来看我,叫了我一声妈。”
我说:“真的?”
她说:“真的。我哭了半天。”
我说:“你看,我说过的,他会叫的。”
她笑了笑,说:“对,你说的对。”
那天下午,我们又约在烧烤店。她点了很多串,说要庆祝一下。庆祝安心上学,庆祝豆豆叫妈。
吃着吃着,她突然说:“颖姐,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挺值了?”
我说:“怎么突然这么问?”
她说:“你看,我有两个娃,一个疼我的老公,一个住的地方,还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说:“对,挺值的。”
她举起酒杯,说:“来,干一杯。”
我跟她碰了一下,喝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她给我讲安心的糗事,讲豆豆的成绩,讲赵建国的憨样。我听着,时不时笑两声,然后听她继续讲。
讲完了,她说:“颖姐,谢谢你。”
我说:“又来了。”
她笑了笑,说:“习惯了。”
我也笑了。
走出烧烤店,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把街道照得发黄。她说:“我往那边走。”
我说:“我往这边。”
她说:“那行,路上慢点。”
我说:“你也是。”
她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她走得不快,一步一步的,但很稳。走到路口,她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挥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
走到车旁边,我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今天的星星很多,一闪一闪的。
我上了车,发动,回家。
十六
安心十岁那年,豆豆考上了大学。
红梅高兴得不行,非要请我吃饭。还是那个烧烤店,还是靠窗的位置。她坐在我对面,笑呵呵的,说:“颖姐,豆豆考上大学了。”
我说:“听你说了八百遍了。”
她说:“我就说,怎么着?”
我笑了,说:“行,你说。”
她给我倒酒,说:“来,喝一杯。”
我们喝着酒,聊着天。她给我讲豆豆考上哪个大学,学什么专业,以后想干什么。我听着,时不时问两句,她就接着讲。
讲完了,她说:“颖姐,你说豆豆以后会不会恨我?”
我说:“不会的。”
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他叫你妈。”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她说:“对,他叫我妈。”
那天晚上,她喝多了。我送她回家,一路上她都在说胡话。说以前的事,说以后的事,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梦。
赵建国在家等着,看见她这样,赶紧接过去,扶到床上躺着。
我站在门口,说:“那我先走了。”
他说:“颖姐,谢谢你。”
我说:“客气什么。”
他笑了笑,把门关上了。
我下了楼,站在楼下,抬头看了看。她家的灯还亮着,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光。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十七
安心十二岁那年,红梅当外婆了。
不是安心生孩子,是豆豆。他大学毕业就结婚了,媳妇是同班的同学,两个人一起回的县城,开了个小店,卖奶茶。去年生了个闺女,红梅升级当奶奶了。
她给我发照片,抱着小孙女,笑得合不拢嘴。照片里,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脸上也有皱纹了,但眼睛亮亮的。
我打电话给她,说:“恭喜啊,当奶奶了。”
她说:“谢谢谢谢,你来玩啊,看看我孙女。”
我说:“好,有空就去。”
她说:“一定得来啊。”
我说:“一定。”
挂了电话,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照片里的她,抱着孩子,站在店门口,背后是奶茶店的招牌。阳光照在她脸上,亮晃晃的。
我想起很多年前,她也是这样抱着豆豆,也是这样笑着,也是这样站在门口。那时候她还年轻,头发还是黑的,脸上也没皱纹。
时间过得真快。
快得让人来不及想,就老了。
十八
安心十五岁那年,红梅给我打电话,说赵建国病了。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正坐在病房门口,低着头,不说话。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说:“怎么了?”
她说:“脑梗,抢救过来了,但半边身子动不了了。”
我说:“医生怎么说?”
她说:“慢慢恢复,但可能回不到从前了。”
我握住她的手,没说话。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但没哭。她说:“颖姐,我得照顾他。”
我说:“我知道。”
她说:“可能得好几年。”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不怕。”
我说:“我知道。”
她笑了笑,说:“你什么都知道。”
我说:“因为咱俩认识快五十年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医院走廊里,看着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轮椅过去,家属拎着饭盒过去,病人在走廊里慢慢走。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板照得发亮。
她说:“颖姐,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我说:“你觉得呢?”
她想了想,说:“我觉得值。”
我说:“那就值。”
她点点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颖姐,你先回去吧,我得进去看看他。”
我说:“好,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她说:“嗯。”
我站起来,走了。走到走廊尽头,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站起来,推开门,进了病房。门关上了,看不见了。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十九
赵建国病了三年。
三年里,红梅没出过远门。每天在家照顾他,给他做饭,给他擦身,陪他说话。他说话不利索了,她就慢慢听,猜他说的什么。他走不动了,她就扶着他,一步一步地挪。
我去看过他们几次。每次去,她都忙里忙外的,给我倒水,拿水果,然后坐在旁边,跟我聊天。赵建国坐在轮椅上,看着我们,时不时笑一笑。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给他喂饭。一勺一勺的,吹一吹,送进嘴里,再擦擦嘴角。他吃得慢,她就慢慢喂,不急不躁。
喂完了,她收拾碗筷,说:“他今天吃得挺好的。”
我说:“你辛苦了。”
她说:“不辛苦,应该的。”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变了。变了很多。以前那个总是不安分的红梅,现在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照顾一个动不了的人。
她好像找到了什么。
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来。
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说:“颖姐,谢谢你来看我们。”
我说:“别客气。”
她说:“有空再来。”
我说:“好。”
她笑了笑,转身回去了。
二十
赵建国走的那天,是个冬天。
红梅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平静,说:“颖姐,建国走了。”
我愣了一下,说:“什么时候?”
她说:“今天早上,睡着走的,没受罪。”
我说:“你在哪儿?”
她说:“在家。”
我说:“我马上来。”
我赶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发呆。屋子里很安静,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身上,亮晃晃的。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说:“你还好吗?”
她说:“还行。”
我说:“想哭就哭吧。”
她摇摇头,说:“哭不出来。”
那天下午,我陪她坐了很久。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就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阳光一点一点变暗,最后消失。
天黑了,她站起来,说:“颖姐,你回去吧,明天还有事。”
我说:“你呢?”
她说:“我没事。”
我看着她,说:“真的没事?”
她点点头,说:“真的。”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她。她站在客厅里,灯没开,黑漆漆的,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光,照在她身上。
我说:“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她说:“好。”
我走了。
二十一
赵建国的葬礼很简单。就请了几个近亲和朋友,在殡仪馆开了个追悼会。红梅站在最前面,穿着黑色的大衣,脸上没什么表情。
安心站在她旁边,已经是大姑娘了,扶着妈妈的胳膊。豆豆也来了,带着老婆孩子,站在后面。
追悼会结束的时候,红梅走过去,看了赵建国最后一眼。她弯下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直起身,转身走了。
我跟着她出去,看见她站在门口,抬头看天。今天的太阳很好,照在她脸上,亮晃晃的。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颖姐,他走了。”
我说:“嗯。”
她说:“以后没人给我打豆浆了。”
我看着她,发现她在笑,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说:“你会想他的。”
她说:“已经想了。”
那天下午,我送她回家。她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一句话也没说。到了家门口,她下了车,对我说:“颖姐,谢谢你。”
我说:“别客气。”
她说:“进来坐坐?”
我说:“下次吧,你先休息。”
她点点头,进去了。
我坐在车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门关上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发动车子,走了。
二十二
赵建国走后的第二年,红梅搬来和我做邻居。
不是故意的,是凑巧。我家对门的房子要卖,她知道了,就买了下来。搬家那天,我去帮忙,她站在门口,看着搬家公司的人进进出出,说:“颖姐,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我说:“是啊,天天能见。”
她说:“你不烦我就行。”
我说:“烦了这么多年,不差这一会儿。”
她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
搬完家,我们在她家坐着喝茶。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赵建国的照片,还有安心和豆豆的照片。茶几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
她说:“颖姐,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挺长的?”
我说:“还好吧,才六十多。”
她说:“六十多了,一晃的事。”
我说:“是啊,一晃的事。”
她喝了一口茶,说:“有时候想想,以前那些事,就跟昨天似的。”
我说:“哪些事?”
她说:“那些事。”
我没说话。
她继续说:“那个小陈,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
她说:“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
我说:“正常,时间长了。”
她点点头,说:“时间长了,什么都忘了。”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聊以前的事,聊以后的事,聊那些记得和不记得的事。窗外的阳光慢慢变暗,屋子里的光线也暗了下来。
她站起来,开了灯,说:“颖姐,留下吃饭吧。”
我说:“好。”
她去做饭,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那些照片。赵建国、安心、豆豆、还有那个小孙女,一张一张的,笑得都很开心。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夕阳把天边染成了橘红色,很漂亮。
她端着菜出来,说:“看什么呢?”
我说:“看夕阳。”
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也往外看。
她说:“真好看。”
我说:“是啊。”
她说:“颖姐,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想建国了。”
我转过头,看着她。夕阳的光照在她脸上,把皱纹都照亮了。她的眼睛有点红,但没哭。
我握住她的手,没说话。
二十三
日子一天一天过,我和红梅成了真正的老邻居。
每天早上,我去买菜,她在门口浇花,看见我,就挥挥手。下午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晒晒太阳,聊聊天。晚上吃完饭,有时候一起散步,绕着小区走一圈,然后各自回家。
她养了一只猫,白色的,胖胖的,叫团团。她说这猫是安心送的,陪她解闷。我去她家的时候,团团就趴在她腿上,眯着眼睛,打呼噜。
有一次,我去她家,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抱着团团,看着窗外发呆。
我走过去,说:“想什么呢?”
她说:“想以前的事。”
我说:“哪些事?”
她说:“所有事。”
我在她旁边坐下,说:“想完了吗?”
她说:“想完了。”
我说:“然后呢?”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然后觉得,这辈子,还行。”
我笑了,说:“那就行。”
她也笑了,继续抱着团团,看着窗外。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进来,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
二十四
那年冬天,红梅病了。
不是大病,就是感冒,但拖了很久不好。我让她去医院看看,她说不去,小毛病,养养就好。
可养了一个月,还是不见好。
那天早上,我去她家,敲门,没人应。我有点慌,赶紧拿备用钥匙开了门。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见我进来,笑了笑,说:“颖姐,我起不来了。”
我赶紧打120,把她送进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不是感冒,是肺炎。医生说,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得住院。
我每天去医院看她,给她带饭,陪她说话。她躺在病床上,瘦了很多,但精神还好,看见我来,就笑一笑,说:“又来了?”
我说:“不来谁给你送饭?”
她说:“安心来。”
我说:“她上班,别老折腾她。”
她点点头,没说话。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正看着窗外发呆。窗外下着雪,一片一片的,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说:“看雪呢?”
她说:“嗯,好看。”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出去,雪花飘着,落在窗玻璃上,很快就化了。
她说:“颖姐,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
我说:“你问过了。”
她说:“再问一遍。”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她说:“我猜,是回家。”
我说:“回家?”
她说:“嗯,回那个不用想事儿的地方。”
我看着她的侧脸,没说话。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颖姐,这辈子,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她说:“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握住她的手,说:“咱俩谁跟谁。”
她笑了笑,闭上眼睛,睡着了。
二十五
红梅出院那天,我去接她。
她穿着那件米色的棉袄,围着我给她织的红围巾,站在医院门口等我。看见我的车,她挥了挥手,慢慢走过来。
我下车,扶她上车,说:“慢点。”
她说:“没事,好了。”
我看着她,脸色还有点白,但精神好了很多。我说:“回去好好养着,别老往外跑。”
她说:“知道了,知道了。”
回家的路上,她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我时不时看她一眼,她都没察觉。
到了楼下,我扶她下车,说:“慢点走。”
她说:“颖姐,我想去看看建国。”
我愣了一下,说:“现在?”
她说:“嗯,现在。”
我说:“行,我陪你去。”
我开车带她去公墓。一路上,她还是很安静,看着窗外,一句话也不说。
到了公墓,我扶着她,慢慢走。走到赵建国的墓前,她停下来,看着墓碑上的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里的赵建国,还是那副憨憨的样子,笑呵呵的。
她蹲下来,伸出手,摸了摸照片,说:“建国,我来看你了。”
风吹过来,有点冷。我把围巾紧了紧,站在旁边,没说话。
她蹲在那儿,跟赵建国说了很多话。说安心的事,说豆豆的事,说小孙女的事,说自己生病的事。说完了,她站起来,说:“行了,走吧。”
我说:“这就走?”
她说:“嗯,说完了。”
我扶着她,慢慢往回走。走到车旁边,她回头看了一眼,说:“下次再来。”
我打开车门,扶她上车。发动车子的时候,她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
二十六
安心结婚那年,红梅七十一了。
婚礼在县城最好的酒店办的,摆了二十多桌。红梅穿着暗红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戴着一对珍珠耳环,坐在主桌上,笑眯眯的。
安心穿着白色婚纱,挽着新郎的手,一桌一桌敬酒。敬到我们这桌的时候,安心弯下腰,抱了抱红梅,说:“妈,谢谢你。”
红梅眼眶红了,说:“傻孩子,谢什么。”
安心说:“谢谢你把我养大。”
红梅没说话,只是拍了拍她的手。
新郎在旁边站着,憨憨地笑,有点像当年的赵建国。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安心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医院陪着她。现在安心结婚了,红梅头发都白了。
婚礼结束的时候,红梅拉着我的手,说:“颖姐,陪我坐一会儿。”
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看着宾客慢慢散去。酒店的服务员开始收拾桌子,把剩菜倒进塑料袋里,把空瓶子收进纸箱里。
她说:“颖姐,安心嫁人了。”
我说:“是啊。”
她说:“豆豆也成家了。”
我说:“是啊。”
她说:“建国走了好几年了。”
我说:“是啊。”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就剩咱俩了。”
我笑了笑,说:“就剩咱俩了。”
她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接过去,擦了擦,说:“老了,爱哭。”
我说:“正常。”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到了楼下,她下了车,对我说:“颖姐,上来坐坐?”
我说:“好。”
我们上了楼,她开了门,团团跑过来,在她腿边蹭来蹭去。她弯下腰,抱起团团,说:“饿了吧,给你弄吃的。”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忙里忙外。给团团倒猫粮,换水,然后去厨房烧水泡茶。
她端着茶出来,坐在我旁边,说:“喝吧。”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说:“安心结婚,你开心吗?”
她说:“开心。”
我说:“那就好。”
她抱着团团,看着窗外的夜色,说:“颖姐,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我说:“你觉得呢?”
她想了想,说:“我觉得值。”
我说:“那就值。”
她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坐了很久。茶凉了,她又去烧水,重新泡。外面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她的屋里还亮着。
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说:“慢点走。”
我说:“好,你早点睡。”
她说:“嗯。”
我下了楼,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门口,抱着团团,冲我挥手。灯光从她身后照出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
我笑了笑,走了。
二十七
红梅七十五岁那年,豆豆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她高兴得不行,非要请我吃饭。还是那个烧烤店,还是靠窗的位置。我们俩坐在那儿,点了很多串,边吃边聊。
她老了,真的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走路也慢了,但眼睛还是亮亮的。
她说:“颖姐,豆豆的孙女考上大学了。”
我说:“听你说了八百遍了。”
她笑了,说:“我就说,怎么着?”
我也笑了。
吃着吃着,她突然说:“颖姐,你说那个小陈,现在在干嘛?”
我愣了一下,说:“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她说:“不知道,突然想起来了。”
我说:“应该也老了吧,六十多了。”
她说:“是啊,六十多了。”
她喝了一口酒,说:“颖姐,你说他会不会想起我?”
我说:“不知道。”
她说:“应该不会吧,都这么多年了。”
我没说话。
她又说:“其实也无所谓,想不想的,都过去了。”
我说:“对,过去了。”
她点点头,继续吃串。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走的时候,她有点晃,我扶着她,慢慢走。路灯亮着,把街道照得发黄。
她说:“颖姐,你说咱们还能活多少年?”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想再活几年,看着重孙子长大。”
我说:“会的。”
她笑了笑,说:“但愿吧。”
二十八
红梅八十岁那年,走不动了。
她坐在轮椅上,安心推着她,每天在小区里转一圈。我有时候陪着她,慢慢走,慢慢聊。
她的脑子还清楚,就是腿不行了。她说:“颖姐,你说我这腿,怎么就不行了呢?”
我说:“老了,正常。”
她说:“你腿还行。”
我说:“比你小两岁。”
她笑了,说:“两岁也是年轻。”
我也笑了。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小花园里,晒着太阳。她闭着眼睛,好像在睡觉。我坐在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睛,说:“颖姐,我想起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她说:“那年,我发那些照片到群里,你说我傻不傻?”
我想了想,说:“有点傻。”
她笑了,说:“是挺傻的。”
我说:“但谁没傻过呢?”
她点点头,说:“对,谁没傻过呢。”
太阳慢慢西斜,风吹过来,有点凉了。安心推着轮椅过来,说:“妈,该回去了。”
红梅点点头,对我说:“颖姐,明天再来。”
我说:“好。”
安心推着她走了。我坐在那儿,看着她们的背影,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楼门口。
我站起来,慢慢走回家。
二十九
红梅八十三岁那年,住院了。
那天早上,安心给我打电话,说:“颖姨,我妈住院了,您来看看她吧。”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脸色苍白。看见我进来,她笑了笑,说:“颖姐,来了。”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瘦,骨头硌得慌。
她说:“这回可能真的不行了。”
我说:“别瞎说。”
她说:“我自己知道。”
我看着她的脸,没说话。
她说:“颖姐,这辈子,谢谢你。”
我说:“你说了很多次了。”
她说:“再说一次。”
我点点头,没说话。
她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又睁开,说:“颖姐,你记得那个小陈吗?”
我说:“记得。”
她说:“我有时候还会想起他。”
我说:“正常。”
她说:“不是那种想,就是想起。想起那时候的自己。”
我说:“嗯。”
她说:“那时候真傻。”
我说:“谁没傻过呢?”
她笑了笑,说:“对,谁没傻过呢。”
那天下午,我陪了她很久。她一会儿睡,一会儿醒,醒的时候就跟我说话,说以前的事,说以后的事,说那些有的没的。
天快黑的时候,安心来了,说:“颖姨,您先回去吧,我来陪她。”
我站起来,看着红梅。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我说:“那我先走了,明天再来。”
她没应。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躺在那里,很安静。
我走了。
三十
红梅走的那天,是个春天。
安心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平静,说:“颖姨,我妈走了。”
我愣了一下,说:“什么时候?”
她说:“今天早上,睡着走的,没受罪。”
我说:“你在哪儿?”
她说:“在医院。”
我说:“我马上来。”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床上空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安心站在窗边,看着外面。
我走过去,说:“人呢?”
她说:“推走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心转过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但没哭。她说:“颖姨,我妈说,谢谢您。”
我说:“她说了很多次了。”
安心点点头,说:“她说,这辈子,有您这个朋友,值了。”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坐在医院走廊里,看着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轮椅过去,家属拎着饭盒过去,病人在走廊里慢慢走。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板照得发亮。
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坐在医院走廊里,陪着她。那时候她坐在我旁边,跟我说:“颖姐,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现在她走了,我坐在这儿,替她想这个问题。
值不值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她这辈子,活得挺真的。爱过,恨过,傻过,也清醒过。有过错,也有过对。有失去,也有得到。
这就够了。
三十一
红梅的葬礼很简单,和她当年给赵建国办的一样。
安心站在最前面,穿着黑色的大衣,脸上没什么表情。豆豆站在旁边,扶着她。豆豆的女儿也来了,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眼眶红红的。
我站在后面,看着她的遗像。照片里的她,还是那副样子,笑眯眯的,眼睛亮亮的。
追悼会结束的时候,我走过去,看了她最后一眼。她躺在那里,很安静,脸上带着一点笑,好像睡着了。
我弯下腰,在她耳边说:“红梅,这辈子,谢谢你。”
然后我直起身,转身走了。
出了门,阳光很刺眼。我站在门口,抬头看天。天很蓝,云很白,风吹过来,暖暖的。
我想起她问我的那句话:“颖姐,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猜,是回家。”
现在她回家了。回那个不用想事儿的地方。
我站了一会儿,慢慢往前走。
走到车旁边,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殡仪馆的门口,人来人往,有人进去,有人出来。阳光照在那栋楼上,亮晃晃的。
我上了车,发动,走了。
三十二
红梅走后,我一个人住了很久。
每天还是那样,早上买菜,下午晒太阳,晚上散步。只是没人陪我说话了。有时候走到楼下小花园,看见那张长椅,就会想起她坐在那儿的样子。
团团被她女儿接走了。我去看过一次,它胖了很多,趴在新家的沙发上,眯着眼睛打呼噜。看见我,它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继续睡。
安心偶尔来看我,带点水果,坐一会儿就走。豆豆也来过几次,带着老婆孩子,叫我姨。我给他们倒水,拿吃的,然后坐在旁边,听他们说话。
他们都挺好的。
有一次,安心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盒子,说:“颖姨,我妈让我把这个给您。”
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我和她站在烧烤店门口,笑着,搂着肩。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头发还是黑的,脸上也没皱纹。
我拿着照片,看了很久。
安心说:“我妈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张。”
我说:“我也喜欢。”
安心走了以后,我把照片放在床头柜上,每天睡觉前看一眼。
三十三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
我站在窗前,看着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把外面的一切都染成白色。
我想起那年,她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雪,说:“好看。”
我说:“好看。”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颖姐,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猜,是回家。”
现在她回家了。留我一个人在这儿,看雪。
雪下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停。我穿上棉袄,围上她给我织的那条红围巾,下楼去看雪。
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我慢慢走,走到小花园,走到那张长椅前。
长椅上落满了雪,白白的,软软的。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张长椅,想起以前我们坐在上面晒太阳的样子。她抱着团团,我拿着茶杯,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风吹过来,有点冷。我把围巾紧了紧,转身往回走。
走到楼下,我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她家的窗户。黑漆漆的,没有灯。
我站了一会儿,进去了。
三十四
我八十五岁那年,搬去和女儿住了。
女儿在省城买了房子,非让我去。说一个人住着不放心,万一有什么事,没人知道。
我本来不想去,但架不住她天天打电话,最后还是去了。
走的那天,我去看了红梅。
我让女儿开车,带我去了公墓。她陪着我,慢慢走,走到红梅的墓前。
墓碑上贴着照片,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说:“红梅,我要走了,去省城,以后可能不能常来看你了。”
风吹过来,把墓碑前的一束花吹得轻轻晃动。
我说:“这辈子,谢谢你。下辈子,还做邻居。”
然后我转身,慢慢往回走。
走到车旁边,我回头看了一眼。她的墓碑静静地立在那儿,阳光照在上面,亮晃晃的。
我上了车,走了。
三十五
现在,我九十岁了。
坐在女儿家的阳台上,晒着太阳,看着远处的山。山是绿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我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看了很多年了。照片里,我和她站在烧烤店门口,笑着,搂着肩。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以为一辈子很长,长到可以慢慢过。
现在我知道了,一辈子很短,短到一眨眼就过去了。
有时候闭上眼睛,还能看见她。她站在门口,抱着团团,冲我挥手。灯光从她身后照出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
我睁开眼睛,阳台上空空的,只有阳光。
我把照片放回床头柜上,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想起她问我的那句话:“颖姐,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我替她想了想。
值。
真的值。
因为她活过,爱过,被爱过。因为她有孩子,有朋友,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
这就够了。
窗外的阳光慢慢暗下来,天快黑了。
我闭上眼睛,耳边好像听见她的声音:
“颖姐,谢谢你。”
我笑了笑,在心里说:
“不客气,红梅。”
这辈子,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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